社會主義新農村：背景、意義及其構建

余惠芬　唐波勇 2006年02月13日09:03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從加強農業、搞活農村、致富農民入手，率先推行農村改革，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當前，我國人均 GDP已超過1000美元，工業化、城市化呈現良好的發展趨勢。這既是一個有利於“三農”問題得到根本解決的戰略機遇期，也是一個容易忽略“三農”問題、導致社會各類矛盾凸顯的社會敏感期。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在新形勢下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指針。

　　 一

　　 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經歷了一個十分復雜而又特殊的過程。建國后，為了能夠快速有效地實現強國、自立的目標，我們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趕超發展戰略。然而，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產業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與當時的資源稟賦狀況相沖突，使重工業優先增長無法借助於市場機制得以實現。解決這一困難的辦法就是做出適當的制度安排，通過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以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把農業剩余轉化為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這樣說，工業化初期我們實行的是以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經過半個多世紀工業化的發展，我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后期。國際發展的經驗表明，在這一關鍵時期，要防止出現貧富懸殊、城鄉和地區差距拉大問題，否則會導致經濟社會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動蕩。前幾年，我國糧食生產連年下降，農民收入徘徊不前，城鄉差距不斷拉大。正是基於此，黨中央及時提出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並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農、惠農政策。2005年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12.5%，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三農”工作邁入新境界。

　　 正是基於這一基本國情和發展規律，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審時度勢地提出“兩個趨勢”的重要論斷，指出“在工業化初期，農業支持工業，是一個普遍的趨向﹔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也是一個普遍趨向。”這是對鄧小平“兩個大局”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格外引人注目。毋庸置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成為我們規劃未來五年農村發展戰略的一個新路線圖。

　　 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它的提出及付諸實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其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擴大內需、發展經濟的有效途徑。目前，中國最應啟動內需的地方就是農村，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能創造需求，有效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

　　 其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然而，“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讓先富起來的部分地區和人群停止發展，它的核心是“共同”，是使所有人能夠共同參與發展的機會，共同提高發展的能力，共同促進發展的水平，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要賦予廣大農民平等的發展機會，平等的發展能力，平等的享受發展的成果，彌合城鄉差距與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其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村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小康﹔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解決“三農”問題是相互統一的。

　　 三

　　 所謂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指在社會主義條件或社會主義制度下，反映一定時期農村社會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以社會全面進步為標志的社會狀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進行探究。

　　 從理論層面上看，建構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從思想認識上明確以下三點。其一，三個文明共同發展、三位一體是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要內容。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主要是物質層面，鄉風文明、村容整潔是就精神文明而言，而管理民主則屬於政治文明范疇。其二，加強農村公共事業的發展是當前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先決條件。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僅是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將帶來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社會事業的加速發展。隻有以上這些農村公共事業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城鄉差距才有望逐步得到縮小，農村的面貌才會迎來新一輪的歷史巨變。其三，把發展農村科技教育與壯大農村應用人才隊伍看成是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環節。21世紀最寶貴的、最稀缺的資源就是人才，在廣大農村地區更是如此。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實施農村人才培養工程，加強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三支隊伍建設，抓緊培養農村專業化高技能和實用人才是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性因素。

　　 從實踐層面來看，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我們還必須從可行性、可操作性角度來考量。在這一層面同樣存在以下三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其一，主體性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動力在於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激發，要從群眾最願意、最迫切需要而又能做成的事情做起。如果農民的“話語權”不受尊重，其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淡薄，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沒有一種主人翁意識和歸屬感，沒有一個良性與穩定的心理預期，就不可能有農村真正的變革與發展。當然，確立農民在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的主人翁地位與黨和政府的主導作用是不矛盾的，黨的領導和政府的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對於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初始性問題。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千頭萬緒，從哪裡入手尋求突破是非常關鍵的。以農村道路、電網、自來水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新農村運動是我國當前最能產生效果的措施，應當成為我們建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突破口。其三，規劃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城市和郊區統一規劃，實行城鄉一體化，通過現代化交通，把城鄉連接起來，市區和郊區統籌規劃，商貿區、工業區、休閑區、農業區、生態區實現一體化發展。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